姓氏的结合

  姓氏的结合

  西周以来赐氏制度的松动,促使氏的发展速度加快。春秋战国时,贵族、平民皆竞相自立氏,除社会最下层的百姓外,过去的卿大夫、士以及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者都有了氏。这样,立氏的古制就被完全破坏了。数量很少的“姓”则被大量的“氏”所淹没,氏取代了过去姓的地位。同时,氏加名的基本模式也已经开始盛行。作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无论是姓还是氏,除了用为自己家族的标志外,其他的社会作用或是消亡,或是削弱,姓氏合一从而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姓氏不分,二者也再没有多少区别了。战国以后,人人有姓,或说是人人有氏,都称某姓或某氏。姓氏合一之初,必然出现“姓”与“氏”混而不别的现象,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反映,如姓王氏、姓张氏、姓赵氏、姓刘氏等。顾炎武《原姓》也说:“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应该说,古制被破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的进步,而伴随着古制的破坏所出现的“姓氏不别”的现象也是正常的。

  至战国时期姓氏合一以后,中国人的姓氏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沿袭旧有的姓或氏,二是新立的氏。秦汉以后,我国的姓氏制度基本稳定,人人都有姓,姓的主要来源就是先秦的氏。从此,我国的姓名再未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姓氏仍然是家族绵延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对姓氏有了自主权之后,姓氏的承继性也得到相应的强化。换句话说,任何人从前代那里继承了姓氏,如果不是因为极特殊的原因,都不会轻易地放弃它。因为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就意味着血缘关系的中断。无儿无女或有女无儿,在中国古人心目中都是“断嗣”或“绝后”。放弃自己的姓氏,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也意味着“断嗣”或“绝后”。所以,即使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宗法观念已大为淡化和削弱,却仍然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自己家族的神圣标志,很少有人在给子女起名时不用自己的姓氏,而改用他人的姓氏或是重新发明个姓氏。秦汉时期形成的我国姓氏的格局,必然还要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长期延续下去。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赐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赐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赐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赐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自己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赐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赐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仗威,以及邴元紘、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杜、邮、胡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祿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

  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幕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是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日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人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的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人皇宮做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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