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九、姓名与祸福卜算

  九 一屁放出个状元来——姓名与祸福卜算

  古人相信,名字代表命运。《说文》一书中,训义“名”为“命”,“名自命也”。贤哲尹文子说:“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就是说:察辩事物,必先定名然后才可以成事,事物的成败得失,又可以检验其名。古代还有“有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一说,意思是符号代表了一定的事物,有事物就会产生代表它的符号即名字;反之,从符号或名字也可以了解该事物的内容特征,即所谓“名附于实则见其义”,是以立善名者命运必善,立恶名者定会运蹇不举。

  从原始的姓名图腾发展到今天的姓名符号说,姓名与人生命运休戚相关,姓名决定着人将来的穷通得失、祸福运禄的观点,一直是某些企图升官发财者寻找捷径的立足点。即使在人类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仍有不少人迷恋于姓名具有预示人的一生是否顺畅、是否宝贵、是否健康长寿等等“特异功能”。目前,姓名学在日本、台湾、澳门、香港等地很有市场,专为他人或企业取名或改名的“命名馆”一直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可见姓名能预测人的征兆运遇观念,是由来已久且后继有人的。

  实际上,关于名字招致祸福的故事,搜罗起来,确实为数可观,以车载斗量形容之也不必担心用词太过。下面略举一二,以作例证。

  先说说因名而遭飞来横祸的,这些不幸者取名时,往往图理痛快,未曾料到祸之所伏即在其名也。宋哲宗时,苏轼苏辙兄弟因反新法被贬,苏轼放逐以海南的儋耳;苏辙则左迁雷州,双双流沛岭南绝域,可谓吃尽苦头。当时人分析,苏轼字子瞻,“沾”了儋耳的“儋”光;苏辙字子由,同了雷字的下半部,哥俩被放逐,在他们的姓名中早已伏下先兆,若早知如此,当初不有招致祸端的字,恐怕就是另外一番运遭了。

  同代宋高宗时,洞庭湖水寇杨么,凭恃险要,口出狂言:“欲犯我境,除是飞来”。后果然被岳飞所灭,杨么出口没有遮挡,怪不了别人。

  到了清朝,曾国藩在牛庄战役之际,重新招用赋闲在家的提督黄大胜,大胜君临出师时,亲自点兵,首呼第一排什长姓名,竟叫“易长清”,在黄大胜满口湘音读来,变成了十足的“一场清”,队伍中的乡人听后窃窃私议,以为不吉之至。后来在牛庄与英军鏊战,果然全军覆没,黄也血洒疆场,成了屈死之鬼。

  确实,在迷信社会,做人要碰碰运气,命名也得碰碰运气,一旦命名不慎,哪怕你有冲天之志惊世之才,恐怕还是难以出人头地,翘楚当代。明成祖(朱棣)时,永乐甲辰廷试,进呈第一者姓孙名曰恭,朱棣因曰恭二字联在一起乃一暴字,以为不吉,就弃而不用,改点了频合孤意的邢宽做状元。同治戊辰年进士江苏王国均三字与“亡国君”同音,心中老大不快,就贬了王国君做三甲,以知县遣派安徽,后来仍嫌不够解恨,又议改为教职,让王国均在山阳当了20年教书匠。

  不过,比起清代皇室领侍卫大臣绵亿来,一国均还算幸运的。嘉靖初年,绵亿违反皇室关于近支宗室命名要用“纟”偏旁的规定,擅用“金”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 弄得嘉靖龙颜不悦,谴责绵亿“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命令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大臣、管围大臣之职,硬将奕铭 改名为奕 ,皇上因大耍小孩脾气,弄得绵亿丢官削职,连冤枉也无处声张。

  象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真是不可胜数,如高宗嫌钱君唐休之名而不用;孝武改小吏皇太了之名,移其点于外改为犬子;一位江西老表因名龙凤祥而充军伊犁,史陈野传,不绝于书。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名以致祸令人击案,让人生怜;而因名以招福,则更是让人喷饭,快人朵颐。

  名字为人争来鸿运,大魁天下,平步青云的事亦是比比皆是。收获最大的,当数汉光武帝以姓名应图谶而做皇帝之事了。

  王莽当国时,朝庭上下都十分信仰卜算、图谶、符命、瑞应的威力。当时,民间流传着“刘秀做天子”的图谶,图谶者,用图画标示的将要应验的推测也。不少怀有不臣之心者纷纷改名刘秀以企喜享瑞应,王莽的国师刘歆就改名刘秀,暗中做着当皇帝的梦。当时,正在南阳种田的间秀听人说国师要做天子的消息后,投锄而起,大声叫道:“安知非我”。后来,他果然以匹夫起兵,以刘秀之名,“名”正言顺地杀上金銮殿,打倒王莽,做了皇帝。

  王莽乃一介书生,他摄据帝位,全靠图谶、符命等封拜群臣。爵位最隆的四辅、三公、四将,王莽都靠图谶之兆找寻。有个叫王兴的故城门令史,容貌酷似图谶所绘人物,王莽就拜他为卫将军京兆,并将孙女下嫁给他,另外一个叫王万盛的卖饼小贩,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官拜前将军京兆,其余同姓名的,王莽也一律赐为郎官,以褒奖他们取了个大吉大利的名字。

  好“运”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因名得福之事在明清以后真如雨后春笋,日日以长。

  清朝道光年间,安徽天长县的戴兰芬上京赴试,本来只中了二甲第九名,道光皇帝审稿时,却看中他名字中隐含有“天长第九(地久),戴戴(代代)兰芬”的吉兆,舍第一名史求(死囚)不取,点了戴兰芬的头名状元。与戴兰芬同朝代有两个湘乡农民,本来二人都是替富人放牛牧羊的小工,一年春节,二人心血来潮,丢下牧羊鞭,赶到城里投军,招募员见他俩没有名字,就代为编撰,抬头看见县衙正堂门上贴着张“开印大吉”的红条幅,姑将姓萧的命名开印,姓成的称作大吉。后来在战场上,二人都以能征善战、骁勇无比闻名湘军,以命名吉祥开端,旗开得胜,俱官提督,比起他们的“战友”黄大胜,又是一番运遇。

  正所谓“运来铁是金”,好运要闯进来,门板都挡不住。某科主持考试的学政在与座师某尚书话别时,想套出尚书大人有何小“困难”需要自己解决解决。寒喧之后,尚书忽觉要放屁,就把身子欠了欠,学政以为时机到来,赶紧欠身叩问,尚书随口说道:“只不过下气通罢了”,学政虽不明就里,仍记下下气通三字,以备后用。后来,学政在西安监考阅卷时,突然发现一名叫“夏器通”的考生,“恍然大悟”,尽管夏的文章一塌糊涂,仍擢为第一。夏器通之高中一不恃学,二不损金,全靠冥冥中有人“通”了尚书这一关节,真可谓“青草发时便羞地,运通何须觅故人”呀!

  象学政这样的忆囊腐儒,不通世事,往往会蕴出诸如此类的乱点鸳鸯案来。北宋书画家米芾,清洁成癖,相传“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习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一日,米氏听人向他介绍一位姓段名拂字去尘的文士,大喜道:“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也不管女儿愿不愿意,就将女妻之。清末直隶总督满人端方,字午桥,偶尔看到一名叫重阳谷的旗族属员,大喜过望,连叫:“可与我端午桥作佳对!”于是特别提升他的官职,碌碌无为的重阳谷就因书生偶吊一下书袋子而仕途宏阔,此兄应多到父母坟前烧纸才是。

  姓名能给人带来无穷的祸福,既然奋斗三生不如取一佳名,因而寻觅好名就成了众人趋之若鹜的时髦事,通过姓名算命或通过算命改名的学问也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化殿堂且深博民众青睐,“掐指算来”,流行最广的要数用阴阳五行法算命了。

  阴阳五行起源于周代,到春秋战国时,经邹衍等人的推广、发展,一直渗透到包括政治、军事、天文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命名这一社会行为受其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万分构成或演化而成的。按其观点,构成自然界的万物需要五种万分齐全,构成人的命最好也具有这五种万分,才能盈虚调和,康健寿考。如果缺什么万分,最好在名字中加以补救。方法是于儿女诞生之际,开列年月日时的八字,请算命先生查查八字里的五行有何欠缺,然后命名,比如孩子命中欠木,便命名为木森,或甲乙;如缺水,则命名为张洪流、李澎泽等,或造内含金木土火水定义的文字;或造有金木水火土偏旁的文字;或造十天千十二地支的文字,用来命名,以拾遗补缺,企图好运。

  阴阳五得命名说虽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介于却具有强烈的约束力和生命力,因而一直延续至今。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原形章闰水的名字,就源于阴阳五行;又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相缺水,因字雨农以补之,不仅名字如此,从事特务活动的化名也要拖“泥”带“水”,如洪淼,江汉涛等。戴笠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据闻是他行前取了一个高崇岳的化名,不仅无水,而且多土,不仅多土,还要“戴笠”避雨,按阴阳五行之说,土正好克水,五行相克意味着艰难、敌对、灾难,戴笠“祸从天降”,实在是“祸出有源”呢!

  姓名是代表人的符号,从广义信息论角度来讲,各种符号都有其内原含义,包含它所代表的实体。现代姓名命相学赋予名字相命以“科学”的衣冠,终究剥不去它本身固有的一层迷信色彩。根据姓名算命的“学问”,自古至今千奇百怪,林林总总,不可能一一道来。以上兹举一例,以一管之见,让读者窥其皮毛,适可而止,不必陷得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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